在当今这个被称为“全球化”的时代，人们的生活节奏或工作节奏都变得越来越快，几乎很少有人去闲情逸致地探讨某些远离生活现实的理论问题，更不用说讨论一些与自己的生活不那么密切相关的理论问题了。不少人甚至认为在当今这个高技术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文学已经死亡，理论更加无人问津。人们一般都在工作之余看看电视，通过上网来获取来自异国他乡的信息。但是却有那么一批热爱文学事业、致力于人类审美理想追求的中外学者，不远万里，从世界各地来到北京，出席“文学理论的未来：中国与世界”国际研讨会。
针对文学理论的未来前景，米勒认为即使在当代高科技迅速发展、计算机网络直接控制人们的阅读和欣赏的不利情况下，文学仍有它生存的一席之地，只是过去狭义的文学理论将为范围更加广泛的批评理论所取代。钱中文则主张中西方学者通过交往和对话对一些共同关心的问题达到相对的共识，但这种对话并非一方附和另一方，而是双方的观点都亮出来，通过切磋和交锋达到更深层次的理解，建立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批评，与维护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化主张是毫无共同之处的，同时与文化分离主义也毫不相干，广采博取、鉴别吸纳、融合同化。综合创新，这就是我们新的文化民族主义的精神。荷兰学者佛克马通过对欧洲、南美和中国三位小说家的阅读和比较分析，说明文学理论的效应并未丧失，每一位作家通过对前辈作家的重写而达到一定程度的创新。意大利学者伊安·钱伯斯认为，在不同的文学进行交流时，翻译往往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这种跨文化的翻译最终能产生一种新的文学意义，在这方面说来，也许理论会失败，但文学却有着广阔的前景。美国学者施瓦布也从弗洛伊德和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以及伊塞尔的接受美学理论发展出一种“文化书写”，在这种文化书写面前，人的作用实际上已退居到“后人类”的地位，毫无疑问，研究所谓“后人文主义”（post－humanism）已成为后现代主义之后西方理论批评界的又一个重要课题。澳洲学者西蒙·杜林探讨的是文化与社会政策的互动作用，在这方面，文学的主体作用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丧失。王宁指出，只要有人类存在，对文学的阅读和欣赏就永远不会完结，而作为一种以文学现象为主要研究对象的文学理论，则无论就其自身的学科意义而言，还是对批评实践，都有着不可取代的存在理由和意义，因此过早地宣布“文学理论已经死亡”至少是短世的和不负责任的，但在当今这个全球化的时代，文学理论的作用显然不可像过去那样具有巨大的启蒙和指导作用，它将和文化研究共存，而不会被后者所吞没，只是文学研究的领域已得到了拓展和扩大，不少文化研究的课题也进入了文学理论家的视野，因此文学研究与文化研究并非一定要形成对立的局面。
不少代表对近几年来中国文学理论及其批评话语的建构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或建构。他们认为，由于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理论界大量引进西方的各种理论思潮，因而导致了中国文学批评话语的“不纯”，但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和理论家并没有因此而全然“失语”，他们不断地调整自己，以便尽快地进入与国际学术界平等对话的境地。现在他们的声音虽然还较弱，这主要是因为有着语言的障碍，但随着新一代学者的迅速成长，国际性对话中的语言问题将得到解决。用西方的语言来讨论中国的问题不但不会使中国学者“失语”，从另一方面说，反而能让更多不懂中文的国外学者了解中国。确实，甚至一些西方学者也认为，随着中国文学理论的日益为国际学术界所关注，中国学者将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文论界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此次会议就是一个不可忽视的例证。
